元代烧造技艺高超

元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手工业。
早在蒙古军队攻城掠地时，
尽管他们杀害了无数百姓，
但他们却舍不得杀害能工巧匠。
后来，
元朝廷对一些民间的名匠看得颇重，
不仅将他们安置在官办作坊内干活，
而且这些官匠还可免除其他一切差科，
其地位也可世袭。
元朝廷的这些做法，
为促进当时官办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年，
元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
对景德镇的瓷业也非常重视，
早在他们统一全国的前夕就已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负责督造官府所需瓷器的“浮梁瓷局”。
瓷局不仅可以优先从官府那里得到其他窑场难以得到的原材料，
而且可以从“将作院”那里得到许多新器型、新画面设计图稿。
在这种情势下，
景德镇瓷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生产规模日渐拓展。
据《元史》与康熙《浮梁县志》载，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浮梁县人口已由南宋嘉定8年(公元1215年)的十二万一千五百零七人增加到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人。
人口大增，
表明陶瓷生产兴旺发达。
近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也说明，
元代景德镇的烧瓷窑场新增很多，
其时窑场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今市区和东河上游。
南河两岸的窑址多分布在湖田、南山下、柳家湾和枫源；今市区的窑址多分布在落马桥、珠山路、薛家坞、观音阁、解放路、詹家弄口、现第一医院和珠山；东河上游(今瑶里乡一带)的窑址多分布在内窑村、外窑村、栗树滩、方家山、窑岭、王家坞、寺前、江家下、象鼻山、现长明中学、风坑和南泊。


制瓷工艺发生变革。
元以前，
景德镇制胎原料一直为单一的瓷石。
到了元代，
便开始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
采用这种配方后，
有效地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
减少了瓷器的变形率，
增强了瓷器的硬度，
提高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
这是景德镇陶瓷工艺划时代的进步。
元以前，
制釉原料一直为单一的釉石。
到了元代，
遂开始采用搓灰配制。
制釉原料改变后，
使影青釉的釉色比宋代的深。
此外；元时还创出了一种白中微带青白、光透如玉、酷似鸭蛋色的卵白釉。
因当时的“浮梁瓷局”曾选用此釉为“枢密院”、“行抠密院”烧制了军事机关用瓷，
所以又把这种釉称为“枢府釉”。
这种釉的特点是：烧成范围宽，
成品率高，
不流淌，
不开片。
早期，
施以枢府釉的产品，
铁的含量稍高，
袖色白中闪青；晚期，
施以枢府釉的产品，
铁的含量少，
白釉趋于纯正，
釉面莹润，
质量尤高。


烧瓷窑炉日趋先进。
元代，
由于原有的龙窑不适宜枢府釉的烧成，
因而导致了葫芦窑的出现。
葫芦窑分前后两个窑室，
前室高，
后室矮，
且前宽后窄，
前短后长，
形似半只葫芦卧于地面。
窑的前端设窑门和火瞠，
后室尾部建一独立的烟囱，
窑顶两侧各设有6对投柴孔。
整个窑底前低后高，
坡度约为l0°，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龙窑的遗风。
在这种葫芦窑中焙烧瓷器，
通常取以下方法：先将密柴投入前室火膛，
烧20个小时左右，
然后将窑柴从投柴孔中投入窑内，
续烧4个小时左右。
葫芦窑实际上是一种半倒焰式窑炉，
其优点主要为：由于烟囱的抽力作用，
使窑内压力基本处于零压或负压，
窑内的温度和气氛都比较容易控制。
缺点是：窑体较小(窑长—般仅8—10米)，
容积不大，
且前后温差较大。


装烧工艺有新变化。
元代的装烧方法主要有三种：一为仰烧，
二为叠烧，
三为覆烧。
焙烧枢府器、青花瓷等较高级的瓷器，
一般采用仰烧法，
采用此法装烧，
装坯过程大致为：先装一个垫饼(这种垫饼系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及粗料制成)放人匣钵，
再在垫饼上撒一层粉末(这种粉末系用高岭土、谷壳灰拌和而成)，
然后将婉、盘之类的坯胎直接放置于粉末上。
其时装坯为何要在垫饼上撒以上面提到的那类粉末呢？原因主要是：随着制瓷配方的改变，
这时的焙烧温度已相应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在垫饼上撒一层能够耐高温的粉末，
瓷器的圈足就会与垫饼相互粘连。
元时，
焙烧质粗釉劣的瓷器通常采用叠烧法，
采用此法装烧，
瓷坯重叠已不必用支钉问隔，
只需在瓷坯底部的釉面旋出一个露胎的涩圈，
即可将一个碗(盘)的无釉底足放置于下一个碗(盘)的涩圈上，
并依次重叠至10个左右再装入桶式平底匣钵内。
这种重叠法具有三个优点：(一)装坯比五代更加简便。
(二)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高空增加装烧容量，
可以节省耐火材料和焙烧费用。
(三)由于露胎的缺陷仅在碗心或盘心，
因此比口沿无釉的覆烧器更为适用。
元代早、中期，
焙烧芒口瓷器通常都继续采用支圈覆烧法，
但这时的支圈已由宋时瓷质的改为缸钵泥质的了。
到元代后期，
这种覆烧法和这类窑具就逐渐被淘汰了。
为什么会被淘汰？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窑具只能装烧芒口瓷碗、瓷盘，
而芒口瓷碗、瓷盘容易粘储污垢，
难以洗涤，
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不更。
二是由于使用这种窑具会增加窑室中的水份，
焙烧出的瓷器釉晰的光亮度较差。
三是随着耐火度很高的高岭土引人瓷胎，
采用仰烧法已使瓷器的变形率大为下降，
因此这时已用不着以覆烧法来控制瓷器变形。
四是其时已发明了涩圈叠烧，
采用这种方法装烧，
与支圈覆烧比较，
竖向装烧的密度更大，
更能节省焙烧费用。
同时采用涩圈叠烧法，
瓷器露胎的部位已由原来在口沿改在碗心了，
故比芒口器更为适用。

瓷美术不断创新。
第一，
烧造成功了青花瓷，
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青花瓷是一种白地兰花的釉下彩瓷，
以氧化钻为着色剂，
先在坯上作画，
再施一层薄釉，
经高温烧成，
．显示出一种明快而和谐的艺术效果，
既能体现素白瓷的美，
又能体现钻蓝色的雅，
一青二白，
相得益彰，
令人赏心悦目。
青花的开放，
使瓷器的欣赏价值进人一个新的境界，
比色调单一的宋瓷更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
青花画师们不仅吸取了北方磁州窑黑褐彩和南方吉州窑釉—下彩的绘画技巧，
而且从纸本绘画中引入水墨晕渲之功，
使青料彩绘具有浓淡分明、深浅相宜的特点。
无论是彩绘云水龙风，
还是描画串枝花叶，
都有层次感，
加上釉色浸润，
更显得活泼秀美，
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改进，
青花瓷已成为具有我国民族风格、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绝代佳瓷，
从元至今，
独领风骚六百年。
第二，
不仅发明了釉里红色釉，
而且创出了釉里红装饰及青花釉里红装饰。
所谓釉里红装饰，
就是用釉里红色釉在器物上绘画出各类纹饰；所谓青花釉里红装饰，
就是将青花和釉里红装饰同一器物上，
使纹饰蓝中夹红，
相映生辉。
第三，
烧造的红釉、紫釉，
较宋代有所进步，
特别是紫釉烧得更好。
第四，
烧成了高温蓝釉。
第五，
烧成了铜红釉。
但由于当时对焙烧温度尚不能完全掌握，
故所烧出的铜红釉产品的红色还往往不够纯正。
第六，
雕塑工艺更为精湛。
例如，
这时产的影青釉观音，
不仅体态端庄，
容貌丰腴，
“衣纹依形体动态以深雕法加以塑造，
使线与面融为—体，
衣纹疏密有致，
转折起伏，
节奏明快”，
而且衣边造塑精巧、细薄。
第七，
创出了金彩、釉上三彩、银红釉、贸蓝釉、青地白釉纹等装饰，
改变了陶瓷装饰一直以单一釉为主的状况。
第八，
在继承末各式餐具、茶具、酒具、花瓶、炉、盒、供具等器型的同时，
创出了折腰碗、带座花瓶、S耳花瓶、八方形梅瓶、玉壶春瓶、折沿菱花口大盘、高足碗、荷叶盖大罐、杨桃形小罐、风首扁壶、凤头盖瓶、扁圆执壶等一大批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器型。


元代，
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也比较广阔。
《陶记》载，
元时“浙江东、西，
器尚黄黑，
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
器尚青白，
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
鱼水、高足，
碟之发晕，
海眼、雪花，
此川、广、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摈榔，
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
此江、浙、福建之所利，
各地有择焉者……两淮所宜，
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
土人货之者，
谓之‘黄摊’,
黄掉云者，
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
从以上记述，
既可看出当年景瓷所销之地域，
又可看出当年各地民众之需求。
此外，
从北京、新疆、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瓷片来看，
也说明元时景瓷在国内的市场是比较广阔的。


元王朝特别重视外贸，
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发达，
景瓷的外销也随之扩大。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代景德镇瓷器已远销全世界。
有关史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元时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器，
以贸易方式输出，
所到的地区有：琉球、三岛、天枝拔、占城、古艺丹、罗卫、东津、爪哇、苏汪南文庭、旧港、班率、天笠、文老古、班达里、曼陀朗、加里邦、小咀南、朋加刺、天堂、甘理里等。
上述地区，
分别属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等十多个国家。
那时，
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输瓷器。
犹如珍宝、沉重易损的瓷器，
从内地运到边境，
经新疆进人中亚的沙漠和草原，
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
再到地中南海。
相传古人包装运输瓷器有一套妙法，
即：购买瓷器以后，
先将每件器物纳人砂土及少许豆麦，
重叠数十个扎率缚成—体，
置于湿地，
然后朝上面洒水，
使豆麦生芽，
缠绕胶固，
再将其扔于地上，
不破损者才子—亡李留装时。
又从车上扔下数次，
坚韧如故者才载运。
因而，
虽陆行万里，
却安然无恙，
但其卖价却比平常要贵十几倍。


随着元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
各个国来向元朝廷进贡的也日益增多，
每次各国使者向元帝进献各式珍品后，
在回国时元帝通常都要回赐济干礼品于来使，
这些礼品中，
多以景德镇瓷器为主。
例如：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拉博物馆现藏的景德镇各类元代青花瓷，
多为当时元帝所赐。
又如：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年(1296年)、至治三年(1323年)时，
泰国曾多次遗使者间元帝进献礼物，
使者回国时，
元帝都回赐了织锦、瓷器之类的礼物。
这些瓷器的回赠，
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