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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喜欢画画——王铁牛自叙

        作者:王铁牛2017-07-11 11:10:33 来源:中国美术家网
        真的喜欢画画——王铁牛自叙

        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很满足,因为画画成为我的人生主题,成为我为之奋斗事业,我是真的喜欢画画。

        无疑,父母遗传给我一个画家的基因,画画伴随着我的成长。

        在童年的记忆中,画画是最好玩的游戏,也常常被按在椅子上为身为画家的父母做模特。“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是妈妈哄我做模特时,经常讲给我听的,后来听腻了,非要换一个新故事。

        家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画册,清楚地记得列平(宾)精装画集是散页摞放的。还有一本是苏联人体绘画解剖精装版教程,很多画页中动式的人体骨架和解剖图,竟成魔鬼形象走入我儿时梦中了。

        再长大一点,母亲有意在绘画上引导我们,在家中常常布置一组简单的静物,让我们几个孩子一起素描写生;还常常亲人之间彼此画速写。

        爸爸的画室也是我最爱去玩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曾经看到真枪和身着旧军装的女模特,后来知道当时爸爸正在创作《八女投江》,为这件作品画大量的人物素描写生。

        记得1959年5月1日,我加入了少先队,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我跑到爸爸的画室,当时他正忙着《军民修水库图》的创作,我卧在画室的沙发上,眼睛不时看着爸爸忙碌的身影和胸前的红领巾,那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父亲的画案也是有趣的地方,我常随意在宣纸上画一些动物,也有意翻看画册,看徐悲鸿画的马,看齐白石画的虾、螃蟹等,看多了自己也学着画,画的多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得到了夸奖。终于有一次,我画的群马图被登载到当时的《沈阳晚报》上,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五元钱的稿费。这在当时还是挺大的数目,家里用这笔钱买回了两只野鸭子,改善了家庭伙食,只是印象中野鸭子有土腥味,肉也咬不动。

        六十年代初,经父亲引荐,我拜了沈阳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张绪昌老先生为师,学习书法。几年中研习了永字八法、隶书曹全碑、魏碑龙门二十品、小篆峄山碑和行书王羲之的圣教序,直到文革发生才中断,过了多年才又捡起。阴差阳错的还有两段美好的机遇与我擦肩而过,我还曾有一段时间学习过钢琴,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附小,也曾痴迷于乒乓球运动,接受过沈阳市业余体育学校的专业训练,是命运早有安排了吧。

        童年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因为学习成绩好,发展全面,特别是有画画的特长,臂上先后佩戴上了少先队的两道杠、三道杠,充满了荣誉感。画画是那段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1966文革开始了,灾难降临到我家,父母都被“专政”了,我们子女成了“黑五类”。

        我在1968年9月从沈阳下乡到台安县农村,父亲当时被关“牛棚”不能回家,母亲为我准备简单的行囊里,还裹进一卷图画纸,一个速写本,母亲留学日本时用过的一个铝制水彩盒,一点颜料和几只旧毛笔,尽管未来是迷茫不可知的,但我相信这些东西总会派上用场。

        农村枯燥艰苦的劳动生活,画画就是我最大的娱乐和精神寄托。

        1970年的一个夏日,一个幽静的中午,青年点不远处,有一片油菜地,正值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潮热的大地在阳光下蒸发着一团雾气,远处浓郁的杨树林罩上一层蓝紫色的光晕,油菜花格外耀眼夺目,我画了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水彩写生,两个小时阳光下的暴晒,画的过程很艰辛。

        朴实的农民很愿意给我做模特,为了让我画上一幅头像有时还要排队呢。偶尔谁家的老人过世了,也求我画张遗像,因为画得认真又像,外村的人也慕名而来,我完全是学雷锋做好事,义务为贫下中农服务。也常有人家请我到家里画柜门或门斗,我学会在玻璃的背面反着画,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专门技术。冬天盘着腿在农民家的热炕头上画画,有好饭好菜招待着。

        邻近的生产队排着号请我去布置队部,连写带画到夜里,一定安排一顿夜宵,那时当地最好的吃的是烙油糖饼,豆腐汤,每次陪客的至少七八个,那是留在记忆中最好吃的东西了。

        美术字更是十分熟练,从生产队到公社所有开大会的横幅,村头巷尾的政治标语,几乎都是由我包揽。年底各家各户都要贴对联,我一写就是上百幅。

        绘画的天分和才能,部分的缓解和改善了我的艰难处境。我会常常脱离一线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被临时抽调到公社和县城里写写画画。红色宣传是那个极左时代最重要的工作,我这样能写会画的人很受欢迎,加上给人印象朴实能干,不挑不捡,十里八村我也名扬在外了。都知道六间房村有个“沈阳来的描墙花的先生”。

        除了红色书籍,是很难看到其它什么可读的书的,我从家中带出的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艺术科学院版本的《马列主义美学原理》,我读了好几遍,尽管枯燥难懂,总还算是书,一知半解的还做了笔记。除了毛泽东诗词早已倒背如流,偶尔也偷着读如唐宋诗词一类的书。冬天寒夜里,青年点里没有电,我因为夜里看书,多用了煤油,增加了经济开销,也惹得同学有意见。

        求知欲旺盛的年龄,我曾交结过一个命运坎坷的文学青年,长我几岁,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与母亲相依为命。他读过很多书,也偷偷借给我来读,几年中我几乎读遍能找到的所有世界文学名著,包括托尔斯泰、果戈里、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雨果、歌德、塞万提斯、马克•吐温、莫泊桑、罗曼•罗兰、泰戈尔、裴多菲等等的文学巨匠的主要代表作品。我庆幸能在那样的年代获取这些精英文化食粮,这对于丧失一切学习机会的我,是极为难得的。

        两年后,我被选调到当地学校任民办教师,当时东北地区中学普遍开设俄语课,俄语老师缺乏,我有一点俄语基础就当上了俄语老师,也因为文艺特长偶尔也会教音、体、美,我又获得了很多学习锻炼的机会,自学识乐谱,及风琴、二胡、中阮等乐器,同时兼管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当时最火爆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简单的布景、道具、化妆,吹拉弹唱我样样上阵,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还获得了个第一名。

        我利用课余空隙的时间开始大量地研习速写,第一次开始尝试着搞绘画创作。我画了一幅《田间演出》的主题创作水粉画,描写我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演出的情景。虽然大家认为画得不错,但由于当时我的家庭背景,父母已被双双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终没有经过政审这一关,被禁止参加盘锦地区的美术展览。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政治歧视对人的伤害和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只能“正确对待”了。这样的打击不会击倒我,反而变压力为动力,工作更加积极努力,画画也更加刻苦用功。因为我只有比别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才能获得平等的尊重。

        1972年夏,幸运之神降临到我的头上,全县一千多名知青,按4%的比例抽调回城,其中有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城名额,怎么也想不到它会落到我的名下。记得回城的头一天晚上,我夜不能寐,也觉察到四年来睡在同一铺炕上几位知青同学,几乎也是没有睡好,我理解他们是为什么。次日清晨,一挂马车拉着我的行李上了去15里外公社的路,我在当地学校曾带过的十几位文艺宣传队的学生,哭哭啼啼地一路送我出村走了好几里路,告别的那一刻真是难忘。接我们回城的解放牌卡车早已等候在公社大院里。几乎是一整天的颠簸,终于回到了沈阳的家。那个家仅是两间小小的北屋,一间五平方米,一间七平方米,除了睡觉的炕,也没有多少空间了,家里像样的东西早被多次抄家抄走了,仅剩下个旧柜子,三把破椅子,木头桌子和书架等,阴冷的小北屋因为我的回归而增添了生机。回家第一个见到的亲人是妈妈,她那高兴的神情至今难忘,当时的邻居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也会抽调回城工作,他们很长时间都认为我是请假回城休息的,后来时间久了,才不情愿地认可这是真的了。

        回想这段人生经历,感慨在那样黑暗极左年代里,人与人之间依然存有善良和良知,正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到心头,使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景。

        我被分配到市属大集体的电器开关厂当了一名学徒车工,一干就是五年。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每周一天休息,除了完成工厂的定额生产工件,几乎所有可利用的时间我都在拼命地画画,也因为有这个特长,就少不了被临时抽调到工会搞一段宣传工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大干社会主义并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的画画技能被派上了用场,深入到各个车间的劳动现场,画工人劳动的情景,画先进人物的事迹,定期为厂里出“大批判专栏”。

        我可以熟练的驾驭车床,也会自己磨刀具,工作一贯认真,产品保证质量,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因为劳动表现突出,曾经被工厂里评为“红旗手”。

        1973年的秋天,沈阳家附近的南湖公园里,面对立在水面的一处凉亭,我画了一幅水彩写生,似乎很顺手,激发了我画风景写生的极大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个秋天我就画了不下几十幅写生。

        以后每天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我总是骑着自行车带上画具,出去完成一幅写生。沈阳的公园和郊外,成为我画风景写生的乐园。火车站候车室来往的旅客多,也喜欢跑去画速写,因此会常被警察驱赶。我着迷于写生时的感觉,虽然睡眠不足,因为年轻,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从那时起,沈阳的公园里聚集了一批美术青年,这些人中,我的年龄稍长,画画名气稍大,大家在一起画画交流和切磋,慢慢地我成为这个队伍的头儿了,我身边的画友越集越多,我走到哪里,总有一群画友们在身后跟着我。后来过去了好多年,一次在老画友的聚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沈阳一号画痞子”。

        画风景写生利用工作之余,占用时间短,很灵活,适合我当时的条件,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处境艰难,父亲长期被监督劳动,心情可想而知。绘画带来一时的快乐,写生使我可以沉浸在大自然的阳光、草地、树木、蓝天和白云给予我的美好感觉中,画画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点。

        几年中,写生有了相当的数量积累,量变到质变,水平自然稳步提高,也有点名声在外了。可是有一天雨夜,当我回到住处(当时临时借鲁美的一个屋子),发现房门和窗户大开,屋子里散乱不堪,贴的满墙的画一张都不见了,小偷偷走了我近百幅画,损失惨重,刻骨铭心,这种偷窃发生了两次,都是过了很久我才从沮丧中解脱出来,也只好加倍努力,用画画的行动来补偿,很快又一批新的写生作品画了出来。

        我抽调回城不久,父亲也被允许回家住了。宁静的阴冷的夜晚,在家里勉强挤出一小块地方,灯下画石膏的长期作业。为了解决素描造型的基本能力。父母偷偷辅导我,为我的画提意见,也常亲自动手帮我改画,父亲的身份在当时是绝不可以画画的,一旦被造反派发现了会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果不堪设想。今日回想起来,虽然我属于自学成材,但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在身边看着,才没有走半步弯路。我为日后的绘画之途悄悄地积累着实力。

        1975年底,父亲终于落实了政策,获得了平反,家境开始好转了,我的绘画水平也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一时期,我热衷于沈阳市工人美术创作活动,但开始并不顺利,时常因为政治歧视而被拒绝,送上的作品也不给展出。记得是在1976年,一次市里搞入选作品评选,在评委到来之前,摆放作品的大厅里,居然有位负责人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画扣了过去,他不愿让评委看到我的作品。当时我郁闷地站在自己作品的边上,我不敢制止他这样做,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评委们选画过程,我也没有离开,碰巧有一位评委发现这里有一件被翻扣过去的画作,于是好奇地翻看了一眼之后,他喊到,“这里还有一幅画,画的不错呀,大家来看”,结局是大翻转,我的油画《大院春风》竟然全票入选了,我第一次得以工人画家的身份,参加了辽宁省的大型画展。此后,我的各种创作作品经常会出现在辽沈的报纸和刊物上了。

        1977年,我的油画作品《创业靠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入选了全国美展,生活和事业又一次面临新的转机。

        好事成双带来了难题,1977年底,我同时接到了两个通知,一个是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录取通知,一个是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入伍通知。十年文革的阴影一时难以从心中抹掉,父亲被专政了十年,好不容易获得政治上的重生,心里自然会想,如果我是带着“三块红”(一顶红帽徽、两片红领章)的解放军,看谁还敢欺负我们家。当时的鲁美,也还在处于文革后的过渡时期,各方面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文革遗风犹存,造反派的势力依然猖獗,对我们家人依然不怀好意,于是我选择了那身绿军装。

        我的军旅生涯是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起步的,舞台美术虽与画画沾边,但有其独立的专业属性。画大的舞台布景,对专业要求也很高,参与舞台设计,也是复杂的艺术创作,需要戏剧文学的基础和了解舞台艺术规律,依然很锻炼人。我绘制的布景很受认可,这个能力和经验的积累,使日后绘制全景画时,更为得心应手。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所有能挤出的时间扑在画画上,画了大量的舞台人物速写与风景写生,既是因地制宜,也是无奈选择。跟随演出团队,有机会去更多的地方了,生活视野扩大了许多,各种感受丰富多了,长白山、大小兴安岭、边防、海岛、军营和村落,到处都留下了我写生的足迹。

        当兵的经历,让我逐渐培养出了军人特有的气质,也更为熟悉和适应军事生活,这为日后与军史画结缘又铺下了道路。

        1984年,我终于抓住了进入专业学校学习的机会,又是同时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的油画大专班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我理所当然地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两年的时间里,主要集中在油画专业方面的学习,谈不上系统,只是刚刚走进了专业领域,触及到油画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本体语言的表达。也开始接触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在绘画领域中,往里走的越深,越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并认清了自己的肤浅和差距,下一步如何突破基本功的瓶颈,如何解决在新的起点上遇到的新问题。

        1986年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加入了中国第一幅历史战争全景画《攻克锦州》的创作组。三年下来,除了绘画功力在大量实践中的提升,又使自己初步掌握了全景画创作的规律。

        接下来的第二幅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两年的创作历程,又一次获得了全面的锻炼和成长,大量的全景画创作体验和实践,总结出一套这个领域的基本创作规律和方法,首次立论,完成了论文《军事历史题材全景画初探》。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席卷中国的西方文化艺术思潮,打破了那么多年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也动摇了身边不少画友的艺术取向,很多好心人也劝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画了,好像大家都在变,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什么样的从艺之路,和来自画家父母的影响,已经决定了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油画作为外来艺术,根在西方,西方包括俄罗斯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早已令我们望尘莫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怎样能掌握地道,纯正的油画语言技能,是我所思考的。

        随着国家各个方面对外逐步开放,我越发关注前苏联,这个曾经给中国美术带来深刻影响的国度,那所曾培育艺术大师的摇篮列宾美术学院。想到自己如何能创造条件,走出去,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在油画领域有更大作为。

        纵观古今美术史,经过比较与思考,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排除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艺术之路,写生之路,并认为写生是艺术家主要艺术实践手段,创作的灵感主要从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产生,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写生既可成为独立艺术,也是连接生活与创作的桥梁,真善美是艺术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

        1989年画完了《攻克锦州》全景画,我脱下穿了12年的军装,转业到沈阳,变身为大学教师。第二幅全景画结束后,我正式调入鲁美大型绘画工作室,回归到曾经成长过的地方,与父母工作在一起了。

        不久后,第三幅历史全景画《赤壁大战》的任务落下来了,我负责领导一个创作小组,顶着来自创作之外的种种压力,完成了素描方案阶段的创作任务。这个过程比预想要艰辛,却都不在于创作本身。为什么工作中自己做到了往往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为什么热情的努力与真诚的付出,会遭遇冷漠和打压,我想了很多,心中也在憋着一股劲。

        父亲的朋友,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华人艺术家石仑先生,热心地帮助我联系了去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事儿,经石仑先生的介绍推荐,安•梅里尼科夫教授邀请我到他的工作室学习。我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梦寐以求的列宾美术学院、仰慕已久的艺术大师安•梅里尼科夫教授向我召唤了,一向把艺术和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的坚定支持,我终于走出了这关乎我后半生的一步。年近45岁的我,已是鲁美的副教授,事业也算有成,父母年纪都70多岁了,孩子还小,权衡利弊,难于割舍也是人之常情。

        199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毅然踏出国门,投身伟大的艺术摇篮——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三年的留学生涯,我对艺术的渴望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全身心的投入,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自己在造型基本功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探索油画本身语言的表达方式,学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全面提升了自己的审美素养。在弥漫着浓郁艺术空气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里,反反复复地近距离观赏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师的原作,特别是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以来的列宾、苏里科夫等为代表的杰出艺术大师的作品。

        列宾美术学院更是大师云集,安•梅里尼科夫教授工作室强大的教学师资团队,安•梅里尼科夫及各位老师给予我很多特殊的关照,我拥有自己单独的画室,学院专门为我派选模特,当然我更多的时候愿意在工作室里与同学一起画模特,这样更有利于我的学习和借鉴。安•梅里尼科夫教授无论在艺术上、精神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深深影响了我。成为他的弟子,是我今生很大的荣誉和荣幸。

        从俄罗斯毕业归来,我带回二百余件作品,从艺术的理论到实践获得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完善,锁定了我后半生的职业艺术走向,沉甸甸的收获和感悟要用很久一段时间去慢慢消化、吸收,最终要变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一次艺术人生旅途中重要的再充电,为再次攀登积累了必要的能量。

        这种能量不单单是技术性的,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我自豪地拥有双重的精神遗产,一方面是来自引导我成长,也是我的人生楷模的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父亲,他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周围的人,充满真诚和爱心,我全方位继承了他的艺术信念和理想及对人生的态度,他给予我很多人生的智慧和艺术的启迪。

        另一方面来自我的导师安•梅里尼科夫教授,一位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对我的慷慨给予,既有与父亲的相似之处,同时在油画专业的各个方面,如何对待传统,现实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时代的前列,一个职业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应有的职业精神和素养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我。正因为这两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趋向成熟的专业能力的支撑,我变得更为自信了。我再一次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变。

        2002年,我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尽管在人生这个大的转变之前的几年里,我经历了一段“黎明前的黑暗”,磨难再次历练了我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也激励了我的人生斗志,坚定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念。但文革中和文革后的风风雨雨,父亲遭遇了超越常人承受力的伤害和太多不公正了,长期压抑的心情使他失去健康,过早地离开了我,这已是一笔难于抹去的历史伤痕。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内心都难以平静。

        教师是我热爱的职业,正像父母在鲁迅美术学院教了一辈子书一样,他们一生忠于职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我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家风。父母生前最唾弃的是“误人子弟”,常询问我上课的事,母亲基础教学经验和水平极高,80多岁时,还帮助我编写和整理教案,向我传授她的教学体会和经验。

        十几年油画教学,我体会到,一个好画家不一定是一个好教师,但一个好教师一定应该是一个好画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让我倍感压力,只能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素养。我尽到了一个教师的责任,工作中认真敬业,言传身教,无保留地把经典现实主义艺术规律和西方传统学院派艺术理念传授给学生,也敢于抵制西方不健康思想观念对学生误导,努力教育和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艺术之路,这一点我感到问心无愧。

        教学之余画了很多军事历史画,更多情况下,我把这些创作活动看做是艺术家履行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服务国家的责任。而写生则更能体现出艺术家个人情趣和天性的一面,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画家的生存状态。我自己最大欣慰是,几十年来,只沿着一条线一直没有动摇地走过来的,没有旁门绕行,没有放弃,没有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执着进取。我坚信这样长久的坚持,又注意吸收很多喜欢的绘画大师的经验和长处,借助于逐渐纯熟的油画技艺,高雅的审美格调,丰厚的人文气质和深刻的情感内涵,都自然融入作品之中,必然能够使写生作品走上更高的艺术台阶,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艺术的高度体现在完美的形式技巧与真、善、美的精神情操的完美统一,具有通往心灵的感人的力量。正像人们不会怀疑委拉斯贵兹的“教皇十世”肖像画、莫奈的“日出印象”、梵高的“向日葵”、列维坦笔下的“伏尔加河岸风光”、谢洛夫的“少女和桃子”等作品在世界术史中的地位,写生也同样有资格成为经典作品。如果热爱绘画就应该热爱写生,写生应该是画家的本分和必修课,写生水平的高低也应该是衡量艺术家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尺。因为真诚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崇尚真善美的画家,也一定热爱写生,衷情于写生。

        每个人生都是一本书,我因为热爱艺术而与绘画结缘,为实现崇高艺术理想,历经风雨,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奋斗进取,一步步走到今天,丰富的人生阅历,特别对艺术家而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感怀。

        画家是用画说话的,什么样的画家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人们常说“画如其人”,父亲在世也时常说,人品艺品应该是统一的,我相信朋友们读我的画,自然会联想到我这个人,我的故事、情感、性格和信仰都在画中。

        承蒙佳龙集团董事长付书全先生的有力支持,使我有机会编辑出版如此精美的画册。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我在人生路上那些改变我命运的贵人,他们是1972年决定我从农村抽调回到沈阳的台安县新开河公社崔景新书记,1984年送我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兼导演的田纳前辈,我留学俄罗斯给予我巨大帮助的俄籍华人艺术家石仑先生,在逆境中厚爱我的著名教育家张德祥先生,全力推荐我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作的我国杰出艺术家袁运甫先生。同时感谢那些伴我人生每个阶段的与我同行的发小、同学、战友、师长和朋友们。

        当然更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家里所有的亲人,是你们,成就了我的今天和今天的我。

        2017年7月1日     王铁牛   于北京西山


        王铁牛简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教学督导,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留俄苏美术院校校友会会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博士,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俄罗斯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荣誉教授,艺术天成书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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