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铁路（国画） 45×31.5厘米 1961年 崔振宽 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当代山水画坛，崔振宽以其独特的焦墨语言和对传统笔墨的现代性转化，构筑起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笔墨重辉——崔振宽艺术展”，系统呈现了这位艺术家七十年艺术生涯的风格演进轨迹。展览展出了170余幅作品，分为“无始无终”“奇峰搜尽”“山河纪游”“畅神问道”“山外之山”五个单元。
从黄土高原的苍茫具象到抽象符号的精神解构，从传统笔墨的程式坚守到现代图式的创造性突破，崔振宽的艺术风格始终在历史与当下、具象与抽象、地域与世界的维度间穿梭，最终形成了兼具文化根脉与当代性的独特美学体系。
崔振宽艺术风格的根基，深植于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具象”的创造性转化之中。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既源于他对关陇大地自然地貌的深刻体悟，也得益于对传统水墨程式的系统解构。在“奇峰搜尽”单元展出的写生作品中，黄土高原的峁梁沟壑、秦岭山脉的雄浑体魄，被转化为极具个性的笔墨语言——那些如地质断层般的墨色裂变，恰似大地肌肤的肌理褶皱，而焦墨皴擦形成的飞白痕迹，又仿佛是岁月在山川间刻下的年轮。《秦岭》系列作品中，画家以枯涩的笔线勾勒山形轮廓，通过浓淡不一的焦墨积叠，在平面上构建出极具体量感的山峦结构，这种对自然具象的提炼，已超越了普通的写生范畴，升华为“神逮天地脉搏”的视觉诗行。
对历史具象的重构，则体现了崔振宽对传统笔墨的现代性解读。他深谙黄宾虹“五笔七墨”之法，却未止步于程式模仿，而是将传统皴法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笔线运动。那些看似无序的焦墨点线，实则暗合着“披麻皴”“斧劈皴”的基因密码，但又通过笔触的速度与力度变化，打破了传统皴法的装饰性局限。这种对历史具象的“解构—重组”，使作品既保留了传统笔墨的文化基因，又获得了直指当下的视觉冲击力。正如中国美术馆前馆长吴为山所言，崔振宽“藉七十年修为所涵养的艺术语言，融关陇大地的厚重与苍莽，开辟出一方独具风格的笔墨天地”，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从精神层面实现了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的深度对话。
1993年转向焦墨创作，是崔振宽艺术风格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选择不仅是技法层面的革新，更是对笔墨精神的深度挖掘。崔振宽通过30年的持续探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焦墨美学体系。在技法层面，他突破了传统焦墨“易枯易滞”的局限，创造出“焦墨+积墨+积彩”的融合画法。《青海纪游》系列中，画家以苍劲的焦墨勾勒山石骨架，再通过层层积墨赋予体量感，最后以微妙的石青、石绿点缀，使画面在黑白主调中透出含蓄的色彩韵律。这种技法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通过现代视角重新激活了焦墨的表现力——笔线的飞白不再是技法缺陷，而成为时间痕迹的视觉留存；墨色的枯涩也不再是审美障碍，而转化为苍劲雄浑的气质表达。
更重要的突破在于笔墨的精神独立。崔振宽认为“笔墨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精神性问题”，这种认知使他的焦墨作品超越了物象描摹，成为心灵轨迹的直接外化。“山外之山”单元的近期作品中，物象形态已近乎消解，只剩下充满张力的笔线在画面中游走、碰撞、交织。那些如星云涡旋般的墨痕轨迹，不再指向具体的自然物象，而是通过纯粹的形式语言传递出生命的律动。这种“心象大于物象”的创作理念，使焦墨从传统的造型手段升华为独立的精神载体。
在“畅神问道”单元，画面中偶现的山形轮廓已被解构为碎片化的笔墨元素，墨点如星辰散落，笔线似游龙穿行，在看似无序的构成中暗含着“经营位置”的传统法则。这种创作状态，恰如崔振宽自己所言“画面常处于具象和抽象的临界点”，在这个微妙的平衡点上，自然物象的“形”与笔墨精神的“意”形成了完美融合，既保留了中国画“写意”的本质，又获得了现代艺术的形式张力。
崔振宽的艺术风格演进，始终贯穿着对“传统与现代”命题的深度思考。当20世纪中国画坛普遍以“中西融合”寻求变革时，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从传统内部探寻突破的可能”。这种选择并非保守，而是基于他对中国画本质的深刻认知：“笔墨是中国画最主要的特点”，若能实现笔墨的现代转化，中国画的发展便有前途。
这种理念在其创作中体现为双重维度的创新：一方面，他坚守笔墨本体，将书法用笔的骨力与韵律融入绘画，使每一根线条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他又突破传统山水画的“可居可游”模式，借鉴现代艺术的构成原理，重构画面的视觉秩序。此次展览清晰展现了这一过程——从早期注重地域特征的写实性描绘，到中期强化笔墨结构的表现性探索，再到近期趋向心灵表达的抽象化实验，崔振宽的每一步突破都植根于传统，又指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