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陵墓雕刻中产生了宗教雕塑以外的纪念碑性的作品。乾陵（高宗李治的陵墓）及顺陵（武则天母的陵墓）前石刻是盛唐时代的代表作。
　　西安附近唐代的陵墓共有一八处，散列在渭水和泾水以北的北山山脉的许多山头上。这些陵墓多作小丘的形状，高约一五米，陵墓为方形。陵前建立献殿为祭祀之用，献殿前有石狮、石马等雕刻并列两侧。四周回绕以墙垣，东西南北四方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四门外更有石狮、石马等。乾陵和顺陵和前已述高祖李渊的献陵及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一样，在唐代陵墓中以优美的石刻而具有重要地位。
　　乾陵（陕西乾县西北五里）前的石刻，在数量上是唐陵中之最多者，计石狮子一对，外族西长石刻雕像现存五三（左边二九，右边二四），作文官装束高达丈五的石人十对，石马五对，浮雕朱雀及有翼天马各一对。其中以狮子，有翼天马及外族西长有突出的艺术价值。
　　石狮蹲踞在高台上，两只前腿挺直撑在地面上，张口仰胸。有翼的天马，颈较短而头部刻划得劲挺有力，两肩上生出象彩云般羽翼。这两种动物的雕刻都在造型上显著地表现出充沛的力量及一定的理想特点：马的矫健和非凡的气质，狮子的壮伟和庄严。
　　外族酋长石刻雕像置于乾陵之前是更明显地为了从政治上夸耀唐代的伟业，就比狮子、翼马等利用装饰及象征的手法更直接，而和昭陵之列有外族人像（已佚）和六骏浮雕在用意上是相近的。乾陵前的外族酋长石刻雕像的头部已残缺毁坏，服装都是窄袖胡服，姿势是两手拱立。这些石像利用富于体积感及重量感的单纯的体形，表现了藏在衣服下面的强健的体魄，很能显示出人的力量。
　　顺陵（咸阳东北三十里）是武则天母的坟墓，此坟墓附近遗存动物石刻甚多，其比较特殊的是四足站立，作缓步中停留姿态的石狮及独角兽，独角兽高达六米，体积之大甚为罕见。这些石刻造型真实，表现手法单纯有力，具有整体的完整性，这也是古代大型石刻的共同成就，在唐代的雕刻中尤多达到高度水平的作品。
　　乾陵和顺陵的石刻所表现的雄伟气概是服从着政治的要求的，和盛唐时代是相称的，因而成为雕塑史上重要的纪念性雕刻的杰出作品。
　　唐代陶俑是普遍流行的。由于已经掌握了更熟练的写实能力，并承继了自汉代以来的传统，陶俑表现的范围和表现的能力都加强了。例如：陶制的人像中就有武士（将官和兵士）、文官、妇女、小儿、乐舞人、仆奴、胡人等多种形象，其中特别以妇女和乐舞人数量最大，姿态及装扮的变化最多，动物中有马、牛、狮子、骆驼、鸡、鸭等，神怪的形象有可以御鬼的镇墓俑—“魌头”。
　　唐代创造的陶俑形象非常广泛地概括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其中有一些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形象。例如那恭谨地耸了肩而作出谄媚的笑容的卑微的小人物，那痴呆的病态的肥胖的贵家女子，那庸俗而又愚蠢、脑满肠肥神情傲慢的猾吏，那叉手而立瞪了眼睛作出吓人的样子的仗势欺人的恶奴和那作出轻佻的、心满意足的架势的牵马人等等形象，就不仅刻划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且是富有倾向性地发掘了人物的社会本质，这些都是古代泥塑艺术中的可贵的收获。唐代一般的陶俑多能生动地真实地表现一定的动作，甚至优美的或富有感情内容的姿态，而且能刻划瞬间的动作和神情，如骑在奔驰的马上的妇女，凝视天边若有所思的女侍，那马背上的猎人和他的猎犬好象听了什么声音的惊党中的紧张神情，部获得相当的成功。
　　唐代陶俑如前代的陶涌一样多敷有彩色，同时也常敷加以铅釉。铅釉的颜色最普通的是黄、绿及白色，所以这种陶器也称为“唐三彩”。也有蓝色或红色铅釉，但较罕见。”唐三彩”的盘、罐等日用器皿也常在墓葬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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