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印石与文人们的关系，大约要从王冕说起。黄质《古印概论》载：“会稽王冕，自号煮石山农，创用青田花乳，刻成印章。”其实，文人与印石的交集，可以上溯到朱熹弟子黄幹的一首诗：“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莹煌。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这是典籍所载最早的一首咏寿山石的诗。只不过，那时候寿山石还没有成为文人案头的珍宝，黄幹那首诗也只是有感而发，借物抒情，未必是对寿山石本身有什么感情。
王冕玩的不是寿山石，但他是第一个将石材引入印材的人。以石入印，以刀攻石为后来四大印石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前提，也开启了品石论印的赏玩之风。印石自被发现以来，就具有了与其他灵石不尽相同的品性。它不仅可欣赏、可玩味、可陈设，更可把玩、可摩挲、可雕琢。随意地拿起刻刀，游走于石上，听着那金石交错的清脆声响，在石上留下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印迹。这时候，人已不仅仅是石头的旁观者，而同时拥有了创造者的身份。从石对人单方面的述说，到人与石交互性的“对话”，文人在这其中收获到的无以言表的精神满足感，参差可知。
文人与印石结缘的形式，无非两种。其一是对石头材质本身的欣赏，代表者便是高兆的《观石录》与毛奇龄的《后观石录》，被后世玩石者奉为圭臬。两篇文章都以华丽粲然的文采，对自己和友人所藏之石进行了详尽的描摹，令我们在两百多年后的今日，仍旧可以通过那些词句想象那些被古人称为“神品”之石的风采神韵。《观石录》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予戊申作此录。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杂见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庐、越山之石，以贫散。湛一一石归予，为十叟夺去，十叟亦亡，今不知处。木厓石最多，亡后不能守。李某晚为石贾，颇得钱。君宠，越人去声与杂见者，皆不可问矣。予最后有七枚，今秋毁于火，火后者，玄坚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证物虚实之理。”那些美丽的石头，不仅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也见证了他们的坎壈人生。大概正是感慨于此，毛奇龄在《后观石录》中写道：“若夫好石之癖，予本无有，且贫不能致，致之亦不能保。今之所观，安保其必我有者?则亦从而观焉可已。”这便是更为超脱的境界了。那些石头，从前非我所有，今后亦不知转入谁家，而我所能拥有的，无非是这相遇、相伴的数年或数十年。人或已朽，石亦不知所归，然文章不朽，传诵至今，这想必也是令作者欣慰不已的事吧。
另一种令文人与印石结缘的方式，就是篆刻了。从明清三百年流派印艺术高峰中可以推测，这种结缘方式不限于地域，流传更广，故事也更多。只爱石头的人未必懂得篆刻，但是精于篆刻的人却很难不对石头有感情——那一刀一划游走于不同石种之间的微妙分别，若非亲自经历，很难理解。只不过篆刻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而作为介质的印材常常为人们忽略。然而，倘若稍加留心，篆刻家与石头之间那未曾言表的情结，便不难察觉。在金石学大家中，爱石头爱得比较高调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这位湖南湘潭县农民的儿子，从木匠起步直至成为无人不知的艺术大师。如今为人所熟知的虽然更多是他的画，然而他自己曾表示，在自己的艺术成就中，诗第一，印第二，书第三，而画最末，可见对自己篆刻成就的自得。传说，他藏有上千枚石章，且多为寿山白芙蓉石，被人戏称为“千石王子”。他有一枚“三百石印富翁”印章，甚至名号都叫做“白石”，可见其一生对石头的喜爱。
更多的故事，见于文人之间印章的赠与授受中。吴熙载见到晚辈赵之谦才华横溢的作品之后，曾悉心挑选上好白寿山石并亲镌“二金蝶堂”印章相赠，这枚印章至今保存完好，可见赵氏传人对它的珍惜之情。齐白石曾对陈师曾说：“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张大千的书画用印章泰半为陈巨来所做，他对陈氏的篆刻艺术亦颇为欣赏，并精心创作十二扇面回赠，传为佳话。印章见证了无数文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友情，而当我们有缘窥见其中一枚的真面目时，湮没在历史中的这种友情便仿佛穿越时空般地呈现在眼前。
现代作家林语堂在其英文名著《生活的艺术》中写到：“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而且像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像隐居的学者那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它们决是古老的，而中国人是爱好任何古老的东西的。不但如此，由艺术的观点上来说，它们是宏伟的，庄严峥嵘的……”文人爱印，也爱石，悠久而隽永，这段话精确地道出文人热爱金石的本质，正好为本篇文章作结。(来源：集珍文化文/贺毅楠图/福建东南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