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美学史的角度，本文纵向梳理了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发展进程，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汉语文化圈中“美学”这个词是如何酝酿而来的；其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是如何草创的；其三，在本土化的过程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原理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其四，“中国的”古典美学究竟是如何从“返观传统”中重建起来的。从中可见，对西学的引进和误读、于本土的发展和建构，这两方面始终成为本土美学发展的两极张力。
【关键词】 美学 在中国 中国的 西学东渐 本土化
美学，在中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和学术会冲和交融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近代欧洲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建构而成，而又必然被宿命般地烙印上本土化的“民族身份”。那么，从“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 in China）到“中国的美学”（Chinese Aesthetics）[1] ，究竟发生了哪些创造性的转化呢？
一、“美学”的汉语辞源发微和术语考辨
首先，汉语文化圈的“美学”这个词，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普遍被认同的观点，是由日本人中江肇民所创。这可以追溯到1925年，中国学者吕澂早已表明，美学“这个名词是日人中江笃介在一八八二年翻译法人维隆（Véron）的著作”时为起。[2] 这恐怕是中国学界关于“美学”汉语辞源的最早介绍，吕澂所说的中江笃介今译为中江肇民（1847～1901），一般认为这位日本启蒙思想家用汉语译创了“美学”这个词。比吕澂还早将近三十年，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里，在“美术”类所列第一本专著即中江肇民所译的这本《维氏美学》（两册）。[3] 当代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也坚持认为，中江肇民所翻译的《维氏美学》是“汉字文化圈”中使用“美学”一词的最早记录。
但是，日本1982年出版的《文艺用语基础知识》辞典，却提出了新的看法。中江肇民翻译《维氏美学》的时间是在明治十六（1883）和十七年（1884），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然而，自明治十五年（1882）开始，以森欧外、高山樗牛等为主的教师在东京大学就以“审美学”的名称来教授美学，同时也使用过“美学”这个译法。[4] 如此看来，汉语文化圈“美学”一词，在创生之前一定有个酝酿的过程，但中江肇民用他的译作名来特指这一门学科，就其使“美学”之名得以“固定化”的影响而言的确功不可没。不过，中国学者吕澂所记的中江肇民翻译《维氏美学》的时间却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在“美学”一词被固定化之前，汉语文化圈的知识分子试图用各种译名来翻译Aesthetica。在中江肇民之前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兼翻译家西周，就曾尝试以“善美学”、“佳趣论”、“美妙学”来翻译。[5] 根据今道有信的考证，西周“善美学”的译法出现在庆应三年（1867）的《百一新论》中；“佳趣学”的译法则出现在明治三年（1870）；而“美妙学”的译法则出现在明治五年（1872），《美妙学》一文是后来被发现的，它是给日本皇室搞讲座的手稿。[6]
“善美学”的译法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论语·八佾》中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西周自己也强调“善就是美”、“和就是美”、“节度与中庸就是美”。这种译法就来自于“美善合一”的谐和观，而这里的“善”却降低了道德内涵，而比较接近于“完美”的意思，由此这种译法易造成歧义。“佳趣论”则是比较欧化的译法，因为美学在欧洲古典文化那里也是“趣味之学”的意思，[7]“佳趣”强调的正是趣味的纯化和高雅，近似于fine art（美的艺术）中那个“fine”的意味。“美妙学”显然也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这个‘妙’字也是很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美’字更重要”[8]。其实，“美妙学”这个译法倒还是可取的，尤其对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似乎更为贴切。看来，西周在考虑用哪个译名时表现出游移不定，但是，无论是“善美学”、“佳趣学”抑或“美妙学”，似乎都没有“美学”这个译法更为简易、更易于被接受。
无论怎样，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学”这个译名的接受，经由了日本这座“由西入中”的桥梁，正如现代许多哲学语汇都是日本人用汉语首创的一样。然而，我们怀疑，“美学”一词可能并非日本人所首创，而是花之安率先创用了“美学”一词，这里先转引一段细致的考证工作：
花之安（Ernst Faber）为德国来华著名传教士。1873年，他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一书，……他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1875年，花之安复著《教化议》一书。书中认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在“丹青音乐”四字之后，他特以括弧作注写道：“二者皆美学，故相属”。[9]
如果，在此之前再没有更新材料被发现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位深谙中文的德国人花之安，在1875年首度译创了“美学”一词，比中江肇民还要早八年，也比森欧外等人授课创用这个词要早七年。但很可能，中江肇民并没有受到花之安的任何影响，两人是彼此独立地造出了“美学”这一词。
进而，还可以追问，森欧外等人所用的“审美学”一词，也是为日本学者所独创的吗？这倒亦值得怀疑了。在186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所编的《英华词典》（第一册）里，Aesthetics对应的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审美”一词在此粉墨登场了。“审美”一词“很可能最初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因为有资料表明，……曾出现‘审美’一词的《英华词典》（罗存德编），很早就曾传到日本并对日本创译新名词产生过影响。……至于‘审美学’一词，则可能是日本学者在‘审美’一词基础上的继续发明，它在日本很长时间里是同‘美学’一词并用的意义相同的词汇。”[10]
假如此说能被最终证实的话，那么，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是“美学”还是“审美”，都不是通过日本人的译创而来的，也不是汉语文化圈中的任何一位东亚人所为，反倒是由具有“中西融合”视角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所首创。但必须承认，从美学学科的东渐角度来讲，中国对美学这门学问的接受更多受到了同时代日本的横向影响，日本在西方美学与中国之间充当了一种中介转换的作用。而诸如“审美”这些基本美学术语，有可能是先传出而后输入，也可能是直接被传承了下来，这都凸显出中国在美学建设方面的独特贡献。
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在“美学”一词成为共识之前，也提出了许多关于译名的方案。“审美学”也是其中之一。与日本一样，“审美学”作为备选方案也曾同“美学”并用了一段时间。比如，在1902年，王国维在一篇题为《哲学小辞典》的译文中，就翻译英文的Aesthetics为并用的“美学”和“审美学”，但他还是更倾向于用“美学”，因为据他的介绍：“美学者，论事物之美之原理也。”甚至更早一些，在他1901年翻译的《教育学》一书中，还出现过“审美哲学”这种学科性的崭新译法。当然，在王国维之前，颜永京于1889 年翻译《心灵学》中还曾用了“艳丽之学”这种译法，但似乎译得过于形式化而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总之，考察“美学”的汉语辞源，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学”一词究竟是如何酝酿而来的？“审美”、“美感”等等这些术语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考古学的问题，或许有的答案只存在于创造者的脑子中，而不可否认，美学术语是以欧洲美学为参照系而生发出来的，经历了一个外源式的、后发的、转译的酝酿过程，并不像欧洲古典美学术语那样是内源式的、自然而然地、自发地生成的。
由此，可以推断出的两种可能：其一，“美学”一词（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是花之安最早用汉语创造的，这种译法传到了日本被中江肇民所用，再从日本传回到了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种术语的“出口转内销”；其二，即使美学一词是花之安首创的，但中江肇民根本没有受其影响，而是在日本“异曲同工”般地创造出这个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二、美学“在中国”的学科草创
美学“在中国”，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应当以王国维作为起点。聂振斌先生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得出这样的权威性的论断：“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理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而这一点是从‘美学’新概念引进时开始的”。[11] 的确，这是对王国维在美学本土化中的历史地位的定论，但是，“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从教育体系的现实方面看，被纳入到当时的教育体系当中，对美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美学讲座，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名称被正式固定下来的时候。[12] 可作比照的是，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中，于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这五类基本科目下，除了史学科之外，都列出了美学科目，足见美学在王国维心目中教育体系内的位置。更有历史贡献的是，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13] 美学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高等学校的重要课程，这都对美学学科在中国获得稳固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美学“在中国”的学科初建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对西方美学学科性的翻译和介绍，另一方面则是从本土视角阐发美学学科的观点。
就翻译而言，1902和1903年是具有标志性的两个年头。这是因为，1902年王国维翻译出版了桑木严翼著的《哲学概论》，1903年蔡元培翻译出版了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在这两本哲学专著中，本属哲学门的“美学”学科在中国被定位了下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位美学学科的。[14]
就阐发来说，王国维的《哲学辨惑》（1903）、徐大纯《述美学》（1915）、蔡元培《哲学大纲》（1916）、萧公弼《美学·概论》（1917）都具有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
王国维的《哲学辨惑》认为，“若论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智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15]王国维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普遍观念，欧洲的启蒙时代开始的知、情、意的三分，分别对应的是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当然，王国维的基本哲学观念，直接来自康德及其哲学传统的影响，美学由此成为一种“论感情之理想”的原理、同时与真和善并列的哲学学科。
蔡元培的《哲学大纲》虽是综合多书编译的一本哲学导论著作，但却对美学的学科定位十分明确。在哲学体系上，将美学列入到“价值论”方面，同时，又将“别美丑”的美学、“别真假”的科学、“别善恶”的伦理学并列而出，这同王国维如出一辙。
徐大纯《述美学》，是一篇描述美学学科的重要论文，言简而意赅。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篇就认定“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有必要对美学这一欧洲独立的“最新之科学”进行介绍。他误解性地认为鲍姆加敦“所论感觉之学，一以美为指归；于是Aesthetica一语，在昔为感觉学之意者，至是遂转为美学之解”，从而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进而，他列举了从柏拉图到桑塔耶那跨越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代表人物，陈述了美之性质、美感与快感、美的各种分类。更超前的是，作者还从美学史的角度提出了“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的难题：“所谓美者，果在于客观之物耶？抑在于主观之心耶？……简举之，则属于客观的美学者，为理想说（Idealism），现实说（Realism），形式说（Formalism）；属于主观的美学者，为情绪说（Emotionalism），知力说（Intellectualism）；快乐说（Hedonism）又有从内容或形式分之者。”[16] 谁料想，关于美本质的“主客之争”在20世纪中叶后曾主宰了中国美学界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
萧公弼在1917年《存心》杂志上也连载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他站在国际美学前沿上对美学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借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主张。作者认为，作为“研究精神生活之科学”，“美学者，感情之哲学”，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美之“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萧公弼用“色”与“淫”的传统观念来阐释美的本质与美的玩赏，“好色者，美的本质也。好淫者，美的玩赏也。好色者，精神之快感也。好淫者，肉体之欲望也。盖美感为人之天性，则好色者亦人之天性也。然美之真谛，在以生人快感为要素者也。夫吾人若有高尚审美之观念，则美感入吾眼帘也，色之而不淫。”[17] 这浸渍华夏传统伦理观念的美学观念，的确是在中西“视界融合”中生发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主张。
三、本土化过程里“中国的”美学的出场
在美学本土化的进程中，必然经由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器”：与自身亲和的思想因子被吸纳，而排斥异己的文化因素。其中，除了立普斯（Lipps）之外，还有两位重要的美学家必须提及，因为他们常常被忽视乃至遗忘，但又对中国美学原理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位是梅伊曼（Ernt Meumann），另一位是则德索阿尔（Max Dessoir）。
梅伊曼（1862—1915），德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实验主义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美学家。重要的著作有《对韵律的心理学和美学研究》、《儿童的语言》、《试验教育学入门讲演录》、《智力与意志》。
梅伊曼的两本美学专著《当代美学引论》（1908）和《美学的体系》（1914）[18]，早就被蔡元培先生认定是“对于美学上很有重要的贡献”，因为在此之前所著美学多采用哲学方法，立足点仍在哲学，而按照梅伊曼《美学的体系》的思路进行“科学的美学当然可以成立了”。[19]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基本上取梅伊曼《美学的体系》的说法来定位美学研究的对象[20]：美感底客观的条件、美感底主观的条件、自然美与艺术创作美的研究、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其创造艺术底过程、美育底问题。[21] 吕澂之所以从深受立普斯的影响转向对梅伊曼的推崇，就是因为他看到立普斯只是“纯粹心理学的美学”，“依赖自己内省的经验解释一切问题”，而梅伊曼则是“试验美学”派，是“从心理学之见地借试验心理学助理而研究的”[22]。吕澂还称赞《当代美学引论》在短的篇幅里整然有序地将各家各派新说简明叙述出来，并各与公平的批判，使读者“对晚近的美学的全体一览了然”，他的《现代美学思潮》就是根据这本书编译而成的。
德索阿尔（1867－1947），德国著名的美学家和心理学家，20世纪初国际美学界的领袖人物，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主要著作有《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哲学导论》等。就是他，在1906年创建了著名的《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评论》杂志，1943年停刊，此前共刊载论文1911篇，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最重要的国际权威美学杂志。就是他，在1913年的柏林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美学大会，由他和乌提兹共同主持，目的是为联合世界各国的美学家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
假如说美学与艺术学的分界一定有个坐标的话，那么，德索阿尔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可以作为界碑，1906年以后美学与艺术学在学科意义上终于被界分开来，而此前的二者在历史上却始终是相互交叉和混糅的关系。宗白华写于1925－1928年的讲稿《美学》，还有讲于1926－1928年讲稿《艺术学》，都是按照德索阿尔的分界思路构建的。在创建自己的美学原理和艺术学原理的时候，宗白华在许多问题上都直接援引了德索阿尔的美学思想，如美感分析方法和美感范畴分类，等等。宗白华在留学德国期间就曾听过德索阿尔的课。在很大程度上，当时中国的艺术学研究都收到了德索阿尔的影响，滕固在《艺术与科学》等文中都曾直接引用过德索阿尔的思想，并极为赞同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滕固曾盛赞过“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热忱发达的今日”，他的《诗书画三种艺术的联带关系》原文是用德语写成，并在1932年7月20日在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德索阿尔的美学班上宣读过。由此可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美学建设，始终是与国际美学前沿保持着紧密联系的。
真正形成“中国的”美学体系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立普斯著名的“移情说”的影响下，中国出现的首批“美学原理”。吕澂的《美学概论》（1923），陈望道和范寿康同年同名出版的《美学概论》（1927），吕澂的《美学浅说》（1931）还接受了梅伊曼（Ernt Meumann）的“美的态度”说，为本土化的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提供了模本和范例，从而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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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学科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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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态度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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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情”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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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生命
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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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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