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中国的“美学热”问题。这是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美学是一个非常生僻的学科，即使在日渐衰落的哲学学科中，也只是扮着“灰姑娘”的角色。然而，在现代中国，美学的地位却与众不同；经过接二连三的“美学热”之后，它已经变得家喻户晓。那么，中国为什么有“美学热”？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同行的强烈兴趣。

对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美学热”，可能存在许多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具有美学特征，使得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美学；第二，在思想不太自由的时代，知识分子往往借美学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考；第三，中国社会的宗教生活不够发达，人们往往在审美和艺术中寻求精神寄托。下面我将对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进行简要的解释。



首先谈“美学热”的文化原因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中西思想的最初接触中，最容易发生共鸣的是美学。王国维在接触西方思想之前，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在最初接触康德思想的时候，对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完全不懂(也许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对康德的伦理学不屑一顾（也许中国传统学术中伦理学过于发达），惟有美学能引起他的兴趣。王国维从西方思想中借鉴最多的就是美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蔡元培那里。身为满清王朝翰林院大学士的蔡元培，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也偏偏选择了美学！此外还有邓以蛰、范寿康、朱光潜、宗白华等，他们都是在同西方思想的交往中，情不自禁地选择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初期，中国思想家容易在美学上与西方思想形成共鸣，这是第一次“美学热”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气质有关。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浓郁的诗性气质的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果真成立，中西文化最先在美学上发生共鸣就不难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证明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诗性气质的文化？人们常常列举唐诗宋词，琴棋书画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回答只涉及到问题的表面。西方人也可以用史诗、悲剧、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来证明他们的文化一点也不比中国文化缺乏诗性气质。

我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具有美学特征或者说诗性气质，不是从现象上来说的，而是从本质上来说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就具有美学特征？我想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让我们首先采用黑格尔（Hegel）关于美的定义。黑格尔将美（beauty）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dea in sensuous form）。在这个定义中，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一个是感性形式（sensuous form），还有一个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即美（beauty）。笼统地说，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哲学研究的是理念内容，一般科学研究的是感性形式，美学研究的是美。 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美只是一个过渡环节，最终要过渡为纯粹的理念，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得出了“艺术终结”（the death of art）的奇怪结论。换句话说，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一分为三，但实际上是一分为二，世界被分裂为主观与客观、观念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这种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西方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这种二分的图景中，美和艺术的只能扮演过渡环节的角色，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中国思想则采取典型的“一分为三”的方式，世界被区分为道、器、象三个方面。笼统地可以说，道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器相当于感性形式，象相当于美。中国思想不同于黑格尔等西方主客二分式思维的要点在于：象不是道、器中间的一个过渡环节，最终因必定会被道或器所扬弃而缺乏独立的价值。中国思想刚好相反，它遵循的是由两极的道、器向中间的象聚拢、拓深式的发展路径。象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具有最高的价值，是二分的道、器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象不是一个必将被扬弃的过渡环节，因此不会得出黑格尔式的“艺术终结”的荒谬结论。在这种以象为中心的文化中，艺术和审美始终是它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以象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在本质上具有美学特征的文化。具有美学特征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美学热”的主要原因。



其次谈“美学热”的政治原因



如果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容易出现“美学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中国“美学热”中观察到的答案是，所谓“美学热”是缺乏思想自由的广大知识分子借美学来表达自由思考的结果。以中国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所现成的“美学热”为例，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尤其是在文艺界和哲学界，思想审查非常严格，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自由思考。但美学似乎是一个例外，它既不属于文艺界，也不属于哲学界，而是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美学所处的这种特殊位置，使它比较容易躲过文艺界和哲学界的思想审查，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表达自由思考的领域。

思想往往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建设性的，一方面是批判性的。人文学科的思想往往是批判性的。从历史上看，人文学科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对现实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人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要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总是处于主流文化的边沿甚或对立面，永远没有满足和妥协的时候。不管当前的主流文化是宗教还是科学，是政治还是经济，人文精神都可以将它们作为批判的对象。人文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一旦某种文化形式居于统治地位并开始禁锢人的生命本性的时候，它就会觉醒和反抗。

中国的“美学热”，就是在自由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广大人文知识分子借美学这个相对自由的领域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考和批判意识。



最后谈“美学热”的社会原因



同绝大多数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社会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宗教生活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在中国现代化的初期，曾经有人主张借助西方的基督教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种主张遭到了一些思想家的强烈反对，比如蔡元培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列举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三点理由：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宗教是有界的。

蔡元培的这种口号曾经被片面地理解为反对宗教。事实上，蔡元培并不完全反对宗教，相反蔡元培强调宗教在组织道德社会和表达人类情感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蔡元培甚至认为社会的混乱、堕落和战争等等，是科学过于发达，宗教过于衰落的结果。不过蔡元培主张宗教的许多有益的功能可以在艺术和审美中得到保留和发扬，而宗教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迷信、宗教组织的腐败等等，又可以在审美和艺术中被毫无保留地抛弃。因此，在我看来，蔡元培的这个主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关于宗教的重新理解，一方面是关于艺术的重新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说，一种审美化的宗教（aestheticizing religion）或者以人为中心的宗教（human-centered religiousness）也许比西方的亚伯拉罕传统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Abrahamic traditions）更为合适。而对中国人来说，艺术也决不是无利害的游戏（disinterested play），而是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发挥重要功能（比如某些宗教功能）的严肃事业。中国的“美学热”表明，在这样一个缺乏严格宗教传统的国家中，人民在审美和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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