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绘画中的浙派以戴进、吴伟开始，至谢时臣、蓝瑛而终。浙派和画院是明初至嘉靖时期最有力量的画派。
　　明代前期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不仅画院，在画院以外也是为南宋画院马远、夏挂的作风所支配，戴进是这一时期画坛的中心人物。
　　戴进字文进，浙江钱塘人，因而在他的影响下的画派就称为“浙派”。戴进的山水画得前代诸名家的长处，追随李唐、马远的画法，并且长于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他表现神像的威仪，鬼怪之勇猛，在衣纹及色彩处理上的熟练程度可以与唐宋诸大家相比。他尤其精于临摹古画，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戴进用斧劈皴画水墨淋漓的山水，画人物用铁线描，间而用兰叶描；他又稍变兰叶描，创造了蚕头鼠尾，行笔顿挫有力，丰富了人物画的水墨表现技法。
　　戴进以后，吴伟和陈景初更助成了戴氏的影响，而特别是吴伟以健壮奇逸的笔墨风格成为当时非常引人注意的画家。　　吴伟，字次翁，江夏人。记载中常称道他的笔墨的纵恣挥洒，自由奔放。如说他好饮酒，一日正醉，忽奉皇帝诏令入宫作画，他跪翻墨汁，信手涂抹。他又曾在朋友家，取莲蓬濡墨印纸上，人都不知他的意图，而最后画成捕蟹图。又说他画人物出自吴道子，纵墨不甚注意，而奇逸游洒动人。又有书上说他“临绘用墨如泼云，旁观者甚骇，俄顷挥洒巨细曲折，各有条理，若宿构成”。可见吴伟运用笔墨的熟练。
　　吴伟之后，有一些画家追纵他的作风，如张路和蒋嵩。他们也被称为“江夏派”，作为“浙派”的一个支派，而与浙派的劲拔精简者微有不同。张路，字平山，大梁人，擅长人物，被评为学吴伟“不得其秀逸处，仅有遒劲耳”（王世贞《艺苑卮言》）张路也兼工山水鸟兽花卉。蒋嵩，号三松、金陵人，好用焦墨枯笔，其他浙派的画家还有戴泉（戴进子）、夏芷、夏葵兄弟、仲昂、陈玑、汪肇、郑颠仙、张复阳、钟钦礼等人。张路、蒋嵩在当时虽然为时人所喜，但也很遭非议。明末清初的许多评论家一致指责他们行笔粗莽，多越规度。指责他们为“狂态”，为“邪学”。
　　蓝瑛，字田叔，浙江钱塘人。他虽然被称为浙派，但其画风和蒋嵩、张路完全不同，而更接近黄公望。他的山水画初年秀润，晚年苍劲；并能作人物写生。蓝瑛之后也有一些追随者，但没有很显著的表现。谢时臣，字樗仙，吴县人。他得戴进和沈周两家的笔意，虽属浙派也已离开浙派本来的面目。蓝、谢两人正足以说明曾风靡一时的浙派最后是被“吴派”压倒了。
　　“浙派”和明代画院的绘画，沿袭了南宋画院的风格，并掌握一定程度的造型能力，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些很有能力的画家，戴进、吴伟、张路等人都擅长人物画，而为吴派画家所不及。南京昌化寺吴伟壁画罗汉五百尊，作穿崖、没海、神通游戏，报恩寺有戴进的壁画。因而使歌颂吴派的评论家如徐沁不得不叹惋“近时高手既不能擅场，而徒诡曰不屑，僧坊寺庞，尽污俗笔，无复可观者矣”（《明画录》）。浙派画家承继了南宋画院的水墨的造型方法，同样也承继了画面上大量剪裁以突出主题的构图方法，因而他们的山水画很多被当作了南宋时代的作品。虽然实际上浙派的画家没有按照时代生活的要求，进一步发扬过去画院的认真认识生活并分析生活的创造性传统；然而，无论画院或浙派画家都注意到表现生活内容的重要，他们的作品中甚至有一些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有两幅题为夏珪的作品：《长江万里图》和《渔父图》。
　　《渔父图》极其生动真实地表现了渔父们江上的各种劳动生活。这一失落了名字的有才能的画家所创造的富有生活特点的渔父的形象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长江万里图》更是古代绘画中的一件重要的作品。其重要性在于巨大的主题，高度概括的表现方法和简洁的艺术形象，充分说明有悠久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过去评论家对于“浙派”的非议主要从笔墨风格上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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