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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人格美(作者:袁行霈)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

      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像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一 独立不迁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独立不迁”是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它包涵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另一方面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的严正态度。屈原一生的所作所为,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注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屈原的行为,的确无愧于他早年在《橘颂》里对自己的期许。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橘颂》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正如洪兴祖所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无求于彼故也。”(《楚辞补注》)《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买、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取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他答曰: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楚狂接舆一类的人。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像他在别的诗里一再表示的: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涉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离骚》)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离骚》)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于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在《离骚》里,他特别标出自己的嘉名“正则”;他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里,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在《抽思》里,他说“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在《怀沙》里,他又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的独立是要立得正、立得直。因此他很赞赏“婞直”,《离骚》说:

      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①

      这是女媭劝告屈原的话,女媭把婞当作一个正直无私而惨遭杀害的典型,来比喻屈原,劝告屈原不要走他的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屈原是把婞引为同调的。《九章·惜诵》也讲到:

      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功用而不就。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屈原对“婞直”显然是同情和赞赏的。在《天问》里,屈原很为婞抱不平:

      鸱龟曳衔,婞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②

      受鸱龟的启发筑堤治水已有成绩,本应让他按照原来的意图以达到成功,为什么天帝却要加刑于他?屈原对天帝发出质问,对婞加以颂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屈原对于婞的认识,不同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儒家的典籍中,婞一直是反面人物。《尚书·舜典》和《孟子·万章上》都把他和共工、獾兜、三苗合称为“四罪”。共工等三人被流放,惟婞被殛于羽山,大概他是罪大恶极了。那么,婞到底犯了什么天条呢?《山海经·海内经》说:

      洪水滔天,婞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婞于羽郊。

      《国语·晋语》也说:

      昔者婞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原来他的罪过就是违背天帝的命令,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从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表示的同情与赞扬中,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婞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二 上下求索

      屈原不仅是一个热情的诗人,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大胆怀疑,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热爱真理,是屈原最鲜明的个性特点。

      《天问》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一蛇吞象,厥大如何?”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那些知识性的问题是很难同屈原的愤懑愁思联系起来的。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目的在于弄清答案。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那些纯属不明而问的问题,也很难说有什么渫愤的意义。王逸和洪兴祖说《天问》整首诗是渫愤寄意之作,未免失之笼统了。王夫之《楚辞通释》的解释比较通达:

      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

      王夫之认为天问是关于天的问题;天指天理而言,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得失统统属于天理的范围。这是很可取的。在我看来,《天问》是屈原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宇宙和社会的规律,所留下的一份记录。按照汉朝人的解释,“天”本有至高无上的意思,《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关于“一”,《说文》曰:“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屈原《天问》的“天”字也含有最高、最初、最大的意思。《天问》就是对于统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最初、最大的规律的疑问。林庚先生说:《天问》问的是“开天辟地大自然的历史”和“上古各民族的兴亡史”。③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屈原写作《天问》的真正用心,并从中看出屈原博大深邃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

      《卜居》是不是屈原的作品还有争论。我个人相信王逸的话,是“屈原之所作也”。退一步说,《卜居》即使不是屈原所作,那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这在研究屈原上,不失为很可宝贵的资料。”④

      《卜居》也是一篇问题诗。“卜居”二字的意思是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的去从,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所说:“居,谓所以自处之方。”它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屈原被流放以后心情十分烦乱,不知今后应当怎样为人处世,于是求太卜郑詹尹为他占卜:“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屈原遂即围绕“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这个中心,提了一大堆问题: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屈原是不是真的不知所从,要靠郑詹尹的占卜得到答案呢?不然。从屈原提问的口吻中,从一正一反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爱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应当走哪一条路,他是十分明确的。所以这是明知故问,是对为善而凶、为恶而吉的世道的抗议。朱熹说:“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阳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⑤王夫之说:“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⑥蒋骥说:“其谓不知所从,愤激之词也。”⑦他们都说到了屈原的心里。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整首诗就是一个大问号。它是围绕着楚国的出路何在、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写的。好像一首乐曲中的两个主旋律,这两个问题反复出现,不断地寻求着合理的答案。

      《离骚》在开始之后不久就指出了楚国前途的危险:“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希望楚王离开那幽昧险隘的小路,跟随他走上国治民强的大道。但是楚王不能体察他的忠诚,反而听信谗言将他疏远了。接下去他用大段文字陈述自己的忠诚,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忧痛。他曾想放弃政治斗争,但又不能忘怀于国家的前途。女媭劝他与世人同流合污,他更无法接受。于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他向帝舜陈述了自己对夏商周三代兴亡规律的认识,并从中找到了楚国的出路: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就重华陈词是全诗的枢纽。此前是往事的痛苦回忆,是激越的内心独白,感情好像一团乱丝一样纠结在一起。此后,对于历史经验和政治现状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他决心以他所得到的“中正”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漫长的求索。诗歌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显得明快而辉煌: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但是无论在天上或是地下,他的求索都没有结果,他的理想仍然得不到实现的机会。于是他请来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心离开楚国到别处去实现“美政”。他又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一直向西飞去,忽然在晨曦中看到故乡,就连他的仆从和马也因眷恋故乡而感到悲伤,不肯再走了:

      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自己更是宁可死去,也不肯离开故国了。

      屈原并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的弱者,他不断地寻求探索,想要扭转楚国江河日下的局面。他发现了真理,看到了光明,但是既得不到君主的信任,也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他手中的真理,他指出的光明,都不能用来拯救自己的祖国,而只能眼看着祖国一天天沦亡下去。虽然如此,屈原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体现在这种精神之中的人格美,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三 好修为常

      不论是“独立不迁”还是“上下求索”,都贯穿着一种执着的态度。这种执着,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美的追求。屈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着一个“美”字。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好修,一方面是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就美好的人格而言,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所以《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内美与修态相统一,乃是屈原追求的目标。

      屈原多次写到自己的服饰,他采来各种香花芳草,做成衣裳和佩饰,象征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德。《离骚》说:

      擥根木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涉江》也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这些香花芳草、高冠长铗,都象征着屈原人格的完美与崇高。

      屈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为了修养自己的人格,他经常展开内心的斗争。女媭的责备,灵氛和巫咸的劝告,都曾引起他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离骚》说: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知道“好修”如同自己加给自己的鞿羁,又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死也不肯改变。

      好修以为常的屈原不能容忍丑恶与庸俗,他是一个无情的揭发者与批判者,对腐朽势力的贪婪、嫉妒、偷乐、荏弱、鄙固、追曲、周容,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兰芷和荃蕙的蜕变,就是不好修的缘故:“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在临死前所写的《怀沙》里,他还直言不讳地斥责那帮腐朽势力说: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屈原在那帮丑类中间,卓然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清白与纯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千载之下,屈原仍能以他的诗歌感动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具有人格的力量。屈原的时代早已过去,他的人格美的具体内容和我们所提倡的美德也有所不同。但是正如美好的历史遗迹可给我们以美的教育一样,屈原的人格对我们也有美的价值和美育的意义。凡是读过屈原作品的人对此都会有同感的。







      注:

      ①婞直,或据《说文》注曰:“很也”,不确。《文选》宋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性婶刚絮”,李善注所引《楚辞》注:“悻犹直也”,为是。亡身,即忘身。参看刘永济《屈赋通笺》。

      ②毛奇龄《天问补注》曰:“曳犹踵曳,以尾相掸援也。衔犹辔衔,以口相结衔也。……?玄筑堤以障洪水,宛委盘错,如鸱龟牵衔者然,是就鸱龟形而因之为堤,盖听鸱龟之计也。……顺欲,犹《书》云:“俾予从欲”也。既使?治水,将遂己所欲,使彼成功,又何为遽刑之也?”

      ③见《文学遗产》一九八○年第一期《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

      ④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

      ⑤《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第一一三页。

      ⑥《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新一版第一一五页。

      ⑦《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第一版第一五三页。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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